从母亲到外遇

2014-11-06          王鹏

　　大致说来，北欧的城市比力秀雅，南欧的则比力艳丽；新教的国度清醒中有节制，旧教的国度慵懒中有激情。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“北方威尼斯”之美名，可是冬长夏短，冷光斜照，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，隔了茫茫烟水，只见灰蒙蒙晴朗沉的一大片，低压在波上。那波澜，也是蓝少黑多，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。南欧的明丽风情在那样的黑涛上是不可思议的：格拉纳达的中世纪“红堡”（alhambra），那种细柱精雕、引泉入室的回教宫殿，即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，也不会赫此刻波罗的海岸。

　　香港是恋人，由于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，最初虽然分了手，却不是为了争端。初见她时，我才二十一岁，北顾茫茫，是大陆出来的亡命学生，一年后便东渡台湾。再见她时，我早已中年，成了中文大学的传授，而她，风华旷世，合理冷艳的盛时。我为她写不少诗，和更多的美文，害得台湾的伴侣艳羡之余纷纷西游，要去就地求证。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“后期”创作的盛岁，加上其时学府的同志多为文苑的良知，门生之中也新秀辈出，蔚然乃成沙田文风。

　　我不断高兴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，高兴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，恬静的校园，自在的学风，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，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，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。于是我这“台湾作家”竟然留下了“香港期间”。

　　海峡虽然绚丽，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，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，无论我写了几多怀乡的诗，也难将伤口缝合。母亲与老婆不竭狡辩，夹在两头的亦子亦夫最感应悲伤。我事实要做人子呢仍是人夫，真难分身。无论在大陆、香港、南洋或国际，久矣我已被称为“台湾作家”。我当然是台湾作家，也是广义的台湾人，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。可是我同时也是，并且一早就是，中国人了：华夏的河山、人民、文化、汗青都是我与生俱来的“家当”，怎样当都当不掉的，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明显的“胎记”，怎样消也不克不及消弭。然而今日的台湾，在不少场所，谁要做中国人，几乎就负有“原罪”。明明全都是马，却要说白马非马。这矛盾说来话长，我只要一个无邪的但愿：“莫为五十年的政治，丢弃五千年的文化。”

　　倒霉得到了母亲，何幸又碰见了老婆。这景象也不完满是隐喻。在现实糊口上，我的慈母生我育我，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，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办了。没有这两位顽强的女性，怎会有今日的我？在隐喻的条理上，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斯。所以在感恩的表情下我写过《断奶》一诗，而以这么三句竣事：

　　一切美景若具汗青的回响、文化的意义，就不只令人兴奋，更使人低徊。况且欧洲文化不只长久，并且多元，“外遇”的味道远非美国的枯燥、陋劣可比。美国再富，总欠好意义在波多马克河滨盖一座罗浮宫吧？怪不得王尔德要说：“善心的美国人身后，都去了巴黎。”

　　一小我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，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参观嬉客所见要丰盈。“以前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，幻而似真；比及亲目睹了法国，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，真而似幻。”我在《巴黎看画记》一文，就以这一句初步。

　　巴黎不成是花都、艺都，更是欧洲之都。整个欧洲当然早已“迟暮”了，却仍然十分“佳丽”，也许正因迟暮，美艳更教人怜。并且同属迟暮，也因文化分歧而有气概差别。例如伦敦吧，成熟之中仍不失肃静严厉，至于巴黎，则不只风味犹存，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。

　　不外话说回来，无论是沉浸醉人，或是清醒醒人，欧洲的保守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回，神游中古。且非论西欧南欧了，即便东欧的小国，不管目前若何弱小“掉队”，其保守建筑如城堡、宫殿与教堂之类，比起现代的暴发都会来，仍然一派大师风采，耐看得多。历经两次世界大战，蒙受纳粹的大难，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佳丽，一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在多瑙河滨临流照镜，或是战神刀下留情，让布拉格的桥影卧魔涛而横陈。爱伦坡说得好：

　　当你的女友已更名玛丽，你怎能送她一首《菩萨蛮》？

　　乡情落实于地舆与人民，而洋溢于汗青与文化，此中有实有虚，无形有神，必需兼容，才能立体。乡情是先天的，天然而然，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感化。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，更在地舆、人民、汗青、文化之外加上了当局，是一种“四舍五入”的含混观念。朝代来往来来往去，强加于人的政治不克不及持久。所以政治使人割裂而文化使人相亲：我们只传闻有文化，却没传闻过武化。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、同一阿谁，都不算文化。汤玛斯·曼逃纳粹，在异国对记者说：“凡我在处，即为德国。”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，而非纳粹政权。同样地，毕卡索由于否决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，也不是什么“变节祖国”。

　　欧洲起头成为外遇，则在我将老未老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。我初践欧土，是从纽约起飞，而由伦敦入境，绕了一个大圈，曾经四十八岁了。比及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陌头，更已是五十之年，不单表情有点“迟暮”，季候也值春晚，恰恰又是独游。临老而游花都，总不免感受是孤负了本人，想起李清照所说：“春归秣陵树，人老建康城。”

　　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，不单工具对比、摆布共存，并且南北交通，城乡兼胜，不愧是一位混血佳丽。参观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富贵，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。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，两岸的灯火争妍，曾经璀璨耀眼，再加上波光反照，盛况更翻一倍。至于地势，伸之则为半岛，缩之则为港湾，聚之则为峰峦，撒之则为洲屿，加上舟楫往来来往，变化之多，乃使海景奇异无限，我看了十年，仍然馋目未餍。

　　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●

　　我以台北为家，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冷巷子里，“像虫归草间，鱼潜水底”，居了二十多年，喜获了不只四个女儿，还有廿三本书。及至晚年海外归来，在这高雄港上、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。厦门街逐个三巷是一条幽静而隐蔽的窄巷，在此中渡过有如壶底的岁月。西子湾恰好相反，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，却放言高论，安然朝西放。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，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。诗人晚年，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，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。

　　断了嫘祖，还有妈祖

　　你女神的风韵已招我回籍，

　　台湾是老婆，由于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，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传授，从投稿的“新秀”变成写序的“前辈”，曾经渡过了大半小我生。几乎是半世纪前，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，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，就以台北为家假寓了下来。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，香港十年，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，而次久的恰是高雄。我的《双城记》不在巴黎、伦敦，而在台北、高雄。

　　断奶的孩子，我高兴

　　和罗马已逝的盛况。

　　不外这恋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，以至有点刁妮子作风。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，曾经难解，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，而冲犯了她，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，所以开首的几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。后来认识渐深，发觉了她的真脾气，终究转而相悦。不单粤语可解，简体字能读，连本人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，换成了拘谨的不列颠腔。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乐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，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，不单由于港人欧游成风，远比台湾报酬早，也由于签证在香港更迅捷便利。比及八○年代初期大陆逐步开放，内地作家出邦交换，也多以香港为首站，因此我会见了朱光潜、巴金、辛笛、柯灵，也起头与流沙河、李元洛通信。

　　“大陆是母亲，台湾是老婆，香港是恋人，欧洲是外遇。”我对伴侣这么说过。

　　回到希腊不再的名誉

　　不少人瞧不起香港，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，又诋之为文化戈壁。一九四○年三月五日，蔡元培逝于香港，五天后举殡，全港下半旗志哀。对一位文化魁首如斯致敬，不记得其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，至多胡恰当年归天，台北不曾如斯。如斯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戈壁吗？至于近年对垂钓台的抗议，排场之盛，牺牲之烈，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。

　　大陆是母亲，不消多说。烧我成灰，我的汉魂唐魄仍然环绕着那一片厚土。那无限无尽的故国，四海流落的龙族叫她做大陆，勇士登高叫她做九州，豪杰落难叫她做江湖。不成是那片后土，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、那下面早歇下的，所有龙族。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汗青，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敷用了的文化。我分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，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：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／回顾再来已雪满白头。”长江断奶之痛，历四十三年。洪水成灾，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。这很多年来，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、低呓着中国，无非是一念耿耿为本人喊魂。否则我真会六神无主，被西潮淘空。

　　断奶的母亲照旧是母亲，从母亲到外遇。